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丽梅
这两年，“宏观数据和微观体感出现温差”常被提起。对此，有研究团队试图在长期提振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框架内来探讨解决方案。他们概括了两句话：一是“水龙头拧得更大”，二是“水管更加通畅”。水龙头的“进水口”对应的是经济增长动能，“出水口”对应的则是老百姓的获得感，中间这条“水管”就是一整套与新动能特性相匹配的发展成果分享机制。“伴随着新动能的发展，一整套与之匹配的发展成果分享机制亟待重塑。”
消费这一关键引擎正牵引着中国经济稳步前行。5月份国民经济“成绩单”显示，消费展现出久违的强劲势头。
“消费是今年上半年最大的亮点。”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邹静娴谈到，今年前5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长5%；5月的增速同比增长6.4%，更是创下了202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看到，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总体平稳，部分指标好于预期，展现出较强的韧性。他对上半年中国经济实现5%左右的目标充满信心。
2025年行程即将过半，上半年中国经济实现了良好开局，但下半年的压力不容小觑。6月21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2025年中期论坛在北京举行，多位“大咖”齐聚于此，为中国经济这艘“巨轮”稳舵远航出谋划策。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林尚立表示，宏观经济在今日中国是事关国家和民生的大事，也是关乎人类和世界的大事。我们关注的是中国，影响的是世界，探讨的是今天，影响的是明天。
培育强大的内生动力
在现场，多位专家不约而同聚焦了一个词——“内生动力”，它被提及了10次。在外部环境日趋复杂的情况下，这是中国经济稳舵远航的关键。
“中国经济短期回稳和中长期增长都需要强大的内生动力。”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江小涓表示，增强内生动力，既需要标志性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又需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稳外贸稳外资。
改革可从多方面着手，例如，高质量完成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加快建立健全基础制度规则，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市场准入退出、要素配置等方面制约经济循环的卡点堵点；促进民营企业发展，解决民营企业最关心的公平竞争、拖欠贷款、规范涉企执法等问题；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
在对外开放方面，江小涓谈到，中国投资环境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还需进一步完善。她提出，当前，我国外贸在国际竞争中的基本面发生了变化，最重要的变化是，我国与发达国家由原来的垂直分工转向水平分工，并且这种竞争性关系将长期存在。她也强调，不要把跨国公司的离开完全归到中国自身，事实上，不少跨国公司是因为打不过中国企业才走的，中国在一个非常开放的环境中依然有竞争力，“现在我们比以前的竞争力强多了。”
“当下的时点非常关键。”邹静娴分析，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速达到5.4%，实现“开门红”，可以说超出了市场预期，这个动能能否持续，影响到下半年经济主体的信心。同时，当前也是承上启下的时间点，前期我国密集出台了很多政策，现在正是政策落地效果的观察期以及后期政策的衔接期。另外，中美两国在这期间将会对关税政策进行广泛的评估研判，这也是企业的调整适应期。
下半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压力不容小觑。邹静娴分析，中国经济至少面临四重压力：一是出口所受影响会逐步显现，CMF团队对后续关税不同的情形进行了预测，关税政策可能会拖累GDP下降0.3-1个百分点；二是消费、投资领域的刺激政策效果可能有所减弱；三是经济内生动力仍有待夯实；四是下半年“稳就业”压力凸显，并可能和“四稳”中的“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产生螺旋式的交互影响。
对此，邹静娴谈到，要盯住物价回升这个“牛鼻子”，以扩大内需为核心政策导向，稳住外贸、投资、消费以及内生动力。在稳住经济内生动力方面，邹静娴认为，这两个月政策密集出台，多部门纷纷“出招”。“下一步的关键是政策要落实到位和力度要够，避免政策分散化、碎片化，建议每个领域都优先落地一两个标志性的改革举措。”她说。
改革可以激发经济发展的长期动能，短期内，政策对激发动能同样至关重要。与此同时，还要挖掘和培育新的内生动力。
“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要着力抓好生产性服务业。”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表示，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土壤、温床和生态条件。同时，也是孕育独角兽企业的主要板块。生产性服务业“自带光环”，本身就是新质生产力的一种，同时，它不仅是服务贸易的增长极，也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增长极。生产性服务业发达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比重就会提高，将会提升各种工业制造品的高端附加值。
中国连续8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但服务贸易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在黄奇帆看来，“十五五”期间，中国经济将进入到全力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阶段。在服务业领域，要着力抓好生产性服务业。
“我们认为，中国只要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情，时间与道义都站在我们这边，中国经济也一定能够稳舵远航。”邹静娴说。
扩大内需一定要注重补上消费短板
消费数据亮眼的背后也有隐忧。
“有效需求不足是当前最突出的问题。”王一鸣谈到，今年，我国消费有所回升，但主要是政策拉动效应。他担心，随着政策边际效应递减，后续消费依然面临一定压力，特别是耐用消费品使用周期较长，加上投资增长的势头依然偏弱，基建投资、制造业投资低于去年同期水平，房地产市场还在深度调整中。因此，如果内需不足和外部冲击形成一种叠加效应，会进一步增大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
消费补贴效能需要进一步提升。邹静娴介绍，经CMF研究团队测算，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预计将带动社会零售品总额增长1.5-2个百分点。她建议，在消费补贴政策方面，不仅要加强政策性和直达性，还要拓展消费补贴形式，目前补贴主要是针对商品消费，下一步，可以拓展到服务消费和产品服务。
物价是供需的整体反映，然而，物价形势并不乐观。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连续4个月为负。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已经连续32个月为负，GDP平减指数（名义GDP与实际 GDP之比）已经连续8个月为负。王一鸣认为，价格持续走低意味着有效需求不足尚未根本缓解，反过来又会影响经营主体的“体感”和预期，抑制投资和消费需求，形成一种负向反馈效应。
王一鸣谈到，未来，外需呈总体收缩的态势，中国必须转向扩大内需。扩大内需要注重补上消费短板，要政策发力和改革加力相结合。他分析，长期以来，扩大投资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但在提振消费方面相对有限。下一步，更好地提振消费，需要有更多政策工具。
我国居民消费长期偏低，2023年消费占GDP比重为39.2%，这与国际水平有一定的结构性偏差。王一鸣指出，随着中国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确实还是需要下大力气校正这个结构性偏差。“最重要的是转变发展模式，从过去的投资出口拉动转向消费创新拉动。”
收入是消费的“函数”。在短期政策上，要着力提高居民收入。王一鸣指出，要提高三个比重，即提高财政支出用于公共服务和民生的比重，提高居民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要根本地解决问题。”
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正经历从商品消费主导向服务消费主导的深刻变革。王一鸣表示，消费最主要的潜力是服务消费。服务消费现在最主要的矛盾是由于准入限制和部分领域价格管制，服务供给缺乏差异性、多样化的特征，难以满足居民多样化、差异化的需求。
“扩大内需要政策发力和改革加力相结合。”王一鸣说，今年的政策不能说力度不大，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把它落到实处，对总需求形成有效的拉动作用。
改革还得加力。王一鸣指出，要在财税体制改革、推进价格和工资联动改革、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方面持续发力。
推进价格和工资联动的改革同样很关键。王一鸣观察到，服务、医疗、交通运输、教育等方面，部分领域的价格十几年没有变化，他建议，有的领域可以适当地放开价格。价格回升怎么办？他表示，工资需要与之联动，提高工资，并且将物价回升的一部分用于补贴低收入者。
与新动能相匹配的发展成果共享机制亟待重塑
这两年，在关于宏观经济的讨论中，“宏观数据和微观体感出现温差”常被提起。
邹静娴指出，这一说法常见的解释是物价下行导致名义GDP和实际GDP存在差距，即种种因素之下，宏观数据不错，但微观主体似乎存在体感“温差”。她用了一个更新的维度来解释这个话题：“伴随着新动能的发展，一整套与之匹配的发展成果分享机制亟待重塑。”
在现有政策基础上，邹静娴所在的CMF研究团队试图提出一个长期提振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思考框架。她概括为两句话：一是“水龙头拧得更大”，二是“水管更加通畅”。她解释，水龙头的“进水口”对应的是经济增长动能，“出水口”对应的则是老百姓的获得感，中间这条“水管”就是一整套与新动能特性相匹配的发展成果分享机制。
“水龙头拧得更大”就是要引入更多的增长动能，并且这个动能要足够大。她建议，放大从制造到服务的结构转型势能；进一步释放城镇化特别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潜力以及挖掘缩小城乡差距的需求潜力。她说：“这些都直指结构性改革，并且各类改革之间可以相互促进。”
“水管更加通畅”对应的是进一步打通让经济增长惠及老百姓的渠道。她对居民的收入进行了分析，2024年，城镇居民收入中，六成是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占比约20%，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各占10%。所以，第一要务是稳就业，一方面可以实施用工补贴计划，鼓励企业多招人；另一方面，加强对灵活就业群体的收入和社会保障；在科技时代更要以人为本，弥补技术鸿沟，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
转移性收入部分则直指养老、失业保障、收入分配体系的完善。在她看来，要将新的增长动能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想要进一步提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就要求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摆脱低质、低价、低利润的“内卷”局面。
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联合创始人杨瑞龙看来，“四稳”当中，稳企业是关键，企业稳就业就稳、市场就稳、经济基本面向好、预期就稳。他建议，要从改善经营条件、改进市场环境和激发企业活力等三方面来稳企业。
改进企业市场环境同样关键。杨瑞龙谈到，优化营商环境需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构建新型生产关系，做到政府不越位、不错位、不失位，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此外，要推动社会经济政策透明化，避免政策合成谬误；通过规范监管、优化供给结构等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限制垄断，尤其是行政性垄断和平台垄断，破解“内卷式”竞争。
激发企业活力是核心。杨瑞龙认为，企业活力关乎市场活力与资源有效配置，而产权是影响企业活力的根本因素。明确界定产权能保护市场主体收益预期，形成动力机制。对于民营企业，关键在于加强产权保护，限制所有制歧视，构建公平竞争环境，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有利制度条件。
此外，邹静娴还指出，企业有了利润之后，下一步就是要畅通从企业利润到居民部门的传输渠道。除了就业渠道之外，还应该着力提升资本市场的创富效应以及加强企业利润的分红机制，保证这个“水管”流得更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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